萧红的资料简介（起底民国才女“萧红”鲜为人知的过往）

萧红曾这样解读自己：“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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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家庭

萧红乳名荣华、学名张秀环，后外祖父给她改名为张廼莹。

1911年6月1日，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一个地主家庭。

父亲

萧红的父亲张挺举，毕业于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毕业，获奖励师范科举人，先后在汤原、呼兰等地任教并担任地方教育官员。1928年，上任黑龙江省教育厅秘书。

1945年抗战胜利后参加土地改革，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被定为开明绅士。

母亲

萧红的母亲姜玉兰，婚后生了一女三子，萧红是家中的长女、长子富贵（夭亡）、次子连贵（即张秀珂）、三子连富（夭亡）。

萧红小时候，受到祖父的疼爱。因为祖父母育有一儿三女，女儿都已出嫁，儿子夭亡，家中久无小孩，所以萧红的出生给张家带来了快乐。祖父对其疼爱有加。

萧红五岁的时候，大弟弟夭亡，六岁的时候，二弟弟出生。

萧红七岁，祖母范氏病故，后来萧红就搬到了祖父房间，祖父开始口授《千家诗》。

萧红九岁，三弟弟出生，母亲于当年染上霍乱，染病后仅三天就病故了。母亲病故几个月后，父亲就娶了继母梁亚兰。继母婚后，生了三男两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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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经历

1920年，萧红10岁入读呼兰县乙种农业学校女生班，上初小一年级。该校俗称龙王庙小学，后改称第二十国民小学、南关小学，现为萧红小学。

1926年，萧红16岁，高小毕业，希望继续能到哈尔滨读初中，但是遭到了父亲、继母的反对。于是，萧红以与家长冷战的方式进行抗争。当时萧红的同学因抗婚到呼兰天主教堂当修女。17岁，萧红还未能如愿去读书，于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就读，该校前身为私立“从德女子中学”，现名为萧红中学。是跟家里扬言要效仿同学去当教堂修女，这才赢来了父亲的妥协。于是当年秋，萧红入读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就读，该校前身为私立“从德女子中学”，现名为萧红中学。

1929年，萧红的祖父去世，她感到了万分悲痛，祖父是她最亲的人，祖父去世后，她对自己的原生家庭已没有感情和留恋。

1930年，20岁的萧红初中毕业，她希望继续到北平读高中，但遭到了拒绝。于是在同学的鼓动下，她抗婚求学，出走北平，入读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附属女子中学读高中一年级。然而这样的求学生涯，好景不长，因为迫于生活的困顿，萧红又再次返回了家乡呼兰，从此，她一个人成长的安稳日子也被封建家庭、和不负责任的未婚夫搅和的稀巴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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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情感

汪恩甲

1929年，萧红19岁，由六叔张廷献保媒，萧红父将其许配给哈尔滨顾乡屯汪恩甲，两人正式订婚。了解到汪恩甲的庸俗和吸食鸦片的恶习，萌生退婚之念。

1930年，萧红刚刚初中毕业，父亲和继母主张萧红与汪恩甲完婚，萧红一气之下抗婚出走北平。

1931年1月，寒假中离开北平返回呼兰的萧红被软禁在家中。2月底，再次去北平，不久未婚夫汪恩甲追到北平。3月中旬，两人一起离开北平回哈尔滨。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不满萧红去北平读书，代弟弟解除了与萧红的婚约，萧红到法院状告汪大澄。汪恩甲为了顾及哥哥的声誉，违心承认解除婚约是自己的主张。萧红输掉了官司，回到呼兰，后随家搬到阿城县福昌号屯，被迫与外界隔绝。

10月，从福昌号屯经阿城逃到哈尔滨。一个月后与汪恩甲到道外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同居。半年后，萧红怀孕，临产期近，汪恩甲不辞而别。

萧军

因在东兴顺旅馆住宿的食宿费有四百余元是赊账的状况，汪恩甲离开之后，萧红被扣为人质，甚至陷入了被卖到低等妓院的困境。

这时萧红写信向《国际协报》的文艺副主编裴馨园求助。裴馨园随机带人到旅馆探访，并与友人商讨营救方案，但未果。后萧军受裴馨园委托再次去东兴顺旅馆探访。二萧第一次见面，便相互倾慕。

1932年，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至市区，萧红因为赊账数额太大，旅馆不肯放她离开。于是萧军趁夜，租了一条小船用绳子把萧红救出，到裴馨园家暂住。不久萧红住进医院分娩，孩子生下后因无力抚养而送人，后夭折。出院后，两人住进道里新城大街的欧罗巴旅馆，开始共同生活。因没有固定收入，二人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后来两人，从欧罗巴旅馆搬出，在道里商市街25号安家。

1934年，因为创作的作品揭露了日伪统治的黑暗，引起特务机关怀疑，为躲避迫害，二萧逃离了哈尔滨，经大连乘船到达青岛。当年二萧还以萧军的名义给鲁迅写信。不久，鲁迅回信，二萧备受鼓舞。二萧与作家张梅林乘坐“共同丸”离开青岛，次日抵达上海。

1935年，萧红在鲁迅的帮助下完成了很一生中最重要的文学创作《生死场》的出版。

萧军有严重的大男子主义倾向，还有家庭暴力行为。一开始帮助萧红，满足了他保护弱者的心思，但随着萧红作品出版，名声大振，他的本性暴露出来。有一次，朋友们看到萧红的眼睛青肿。萧红掩饰说是自己不小心跌伤，萧军却不屑地说：“干嘛替我隐瞒？是我打的。”

1936年，萧军的新恋情令萧红满腹愁郁，萧红因为与萧军之间的感情出现了隔膜，决定东渡日本。

萧红的诗《苦杯》节选：

带着颜色的情诗

一只一只写给她的

象三年前他写给我的一样

也许情诗再过三年他又写给另外一个姑娘。

昨夜他又写了一只诗

我也写了一只诗

他是写给他的新的情人

我是写给我的悲哀的心的。

他又去公园了

我说：“我也去吧。”

“你去做什么！”

他自己走了

他给他新情人的诗说

“有谁不爱鸟儿似的姑娘！”

“有谁不爱少女红唇上的蜜！”

我不是少女

我没有红的唇了

我穿的是从厨房带来的油污的衣裳

为生活而流浪

我更没有少女的心肠

他独自走了

近来时时想要哭了

但没有一个适当的地方

坐在床上哭

怕他看到

跑到厨房里去哭

怕是邻居听到

在街头哭

那些陌生人更会哗笑

人间对我都是无情了

说什么爱情

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的路程

都成了昨夜的梦

昨夜的明灯。

同年10月，鲁迅病逝。

1937年，萧红从日本回国，此时和萧军的关系有所好转，参与了萧军编辑的《鲁迅先生纪念集》的资料收集工作。

1938年4月，萧红与萧军在西安正式提出分手，可悲的是当时萧红已知自己怀有身孕，想找医生堕胎未果。

端木蕻良

萧红与端木蕻良1937年在武汉相识。两人同是东北老乡，都从事文学创作，一开始端木蕻良与萧红夫妇一开始就相处得不错，几个人在一起就像兄弟姐妹，又像同志会，同吃同住，关系融洽而随便。他们经常讨论文学创作和时势发展，还扬言要组织宣传队，开饭馆等，年轻人经常又笑又唱又说又闹，把房顶都快掀掉了。在这段时间里，萧红对端木蕻良很有好感，两人在一些问题上也有相同的看法。

端木蕻良身材瘦高，穿着洋气，说话和声细气，性格内向，文质彬彬，与萧军的粗犷、好强、豪放、野气形成鲜明对比。当几人在争论问题时，端木蕻良一般都站在萧红一边，又从不与人发生正面冲突，只是采取迂回战术。这些都使萧红对他产生了好感。尤其让萧红感到欣慰的是，端木蕻良“不只是尊敬她，而且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超过了萧军的成就”。这是其他朋友没有做过的。

1938年5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举行婚礼。

主持婚礼的胡风提议新人谈恋爱经过，萧红讲了一段话：“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事实证明，在男女情事上一再犯错的萧红，又一次做出了错误选择。两人婚后不久，日军轰炸武汉，端木蕻良留下大腹便便的萧红，一人前往重庆。萧红历经磨难到达重庆，端木蕻良连落脚的住所都没有预备。她几次搬家，最后无奈地住到友人白朗家中。1938年年底，萧红在白朗家生下一子，孩子不久即夭亡。从这以后，萧红的心情十分阴郁，脾气也变得暴躁易怒。

萧红与端木蕻良最初结合是有感情基础的，但两人性格的差异日渐在生活中显露出来，互相都会感到失落与幻灭，感情悲剧也就不可避免，萧红尽管倔强勇敢，但毕竟需要丈夫的呵护与温存，况且在多难和病重时期更是如此。而端木蕻良从小就受到别人的照顾与溺爱，依赖性很强，又是生活能力很差的人，不会也不懂得要关爱呵护妻子，反而仍要萧红来为他操心受累。

1940年1月，萧红随端木蕻良离开重庆飞抵香港。在那里，萧红完成了她的代表作《呼兰河传》。在创作中的萧红虽然可以得到某种慰藉，而一旦回到现实则不免感到孤独和寂寞，这是由于萧红的身体虚弱多病，端木又忙于自己文学事务而无暇顾她的缘故。于是，端木与萧红的情感之间发生了微妙变化。

端木与萧红后期在香港的感情现状，用萧红自己的话：“是一种无法说出的痛苦。”

后在香港沦陷后，萧红病情恶化住进了医院，端木挽留了前来看望萧红的骆宾基来照顾萧红。最终萧红于1942年1月22日，因医生误诊、错动了喉管手术，不幸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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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骨子里的叛逆

很多人对萧红的印象是软弱、敏感、被动。但研究萧红的日本专家平石淑子认为，萧红具有非常独立的性格，“她总是不顾他人眼光，主动去感受社会”，“周围的人们越是保守，她越是具有反抗精神”。

也许有些时刻，萧红的确是缺乏判断的，然而自古红颜多薄命，萧红出生在那样一个封建社会，要真正的把女权主义贯彻到生活的每个角落是非常难的，就算是生活在今天这个开放时代的女人，也总有自己的局限性，何况是萧红。

但我们不得不看到，在每一个关键的是时刻，在男人们还暧昧、藕断丝连、在他们看不清楚时局的时候，萧红有自己独到的决断力，这是她一生成就的关键所在。

19岁，为了求学，反抗家里给她定下的婚事，不惜离家出走，与家人断绝关系。即使生活困顿、孤立无援，大家都劝她回家，但是萧红坚决拒绝。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救亡图存成了主旋律。萧红因《生死场》成名，身上被贴上了“抗战作家”的标签，然而她却主动质疑这个标签，反对作家上战场“体验生活”。她的理由是，不上战场，也可以体验生活。“我们并没有和生活隔离。比如躲警报，这也是战时生活，不过我们抓不到罢了，即使我们上前线去，被日本兵打死了，如果抓不住，也就写不出来。”

萧军打算投笔从戎，萧红坚决要写作，两人终于分道扬镳。私下里，萧军对自己的朋友说，萧红不是合格的妻子，但他“决不率先抛弃她”。于是萧红承担了提分手的责任，要和他“永远诀别”。萧军想挽留她，提议等孩子出生后再分开，如果萧红不想养育这个孩子，可以他来养。但是萧红没有回应。

朋友们都反对萧红和端木蕻良在一起。在旁人眼里，萧军萧红的组合，是抗战文学的一个精神代表。端木蕻良，则是反面的小资倾向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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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与鲁迅的亦师亦友

关于萧红与鲁迅，近百年来，有无数的研究者试图寻找证据，证明两人的真实关系，然而结果都是以失败告终。逝者已矣，只能用一些细节的回顾，去印证在那样一个特殊时期、特殊背景下，两人的惺惺相惜。

1934年秋，萧红与男友萧军千里迢迢来到上海，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拜访文坛大家鲁迅。在此之前，他们曾给鲁迅写过一封信，令二萧感到欣喜的是，鲁迅竟然回了一封信，于是他们才鼓起勇气，到上海拜访。

而二萧与鲁迅的第二封信里，萧红在信中对鲁迅称她为“女士”提出了坚决抗议后，两方关系才出现了戏剧性的逆转。

鲁迅用近乎调侃的语气回信说：“悄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罢。”

实际上，在某些女人面前，男人还真的能一下子变成孩子，这些男人自然包括鲁迅。而能让男人变成孩子的，恰是对他而言非同寻常的女人。在信里，鲁迅不仅孩子气了一把，甚至在信的末尾来加了一个极其暧昧的“俪安”小花样，并打上箭头问萧红对这两个字抗议不抗议。

但不管世人对这一出怎样理解，萧红得到鲁迅好感是无疑的了。接下来，已闭门谢客很久的鲁迅竟答应接待二萧这两个“小人物”。

以后，鲁迅与萧红、萧军便有了第一次会面。1935年，鲁迅分别为萧军的长篇小说和萧红的长篇小说《生死场》作序。有了大咖的推荐，这两位东北作家从此才在上海立住脚跟，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得占一席之地。

定居上海的二萧后来也经常一同来鲁迅家小坐。

但随着二萧关系的变化，后来就成了萧红一人跑鲁迅家了。

据许广平回忆，萧红的到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鲁迅养病，因为鲁迅经常因为和她聊天忘了午休。这一时期的萧红经常在鲁迅家一待就是一整天。而大多数时候，萧红都是在鲁迅卧室陪鲁迅聊天。

实际上，在看了萧红在鲁迅死后的那篇悼念文章《回忆鲁迅先生》后，世人纷纷惊叹：她比许广平更理解鲁迅，萧红甚至很可能是最了解鲁迅的人。

萧红一个年仅20多岁的女子为何会更理解鲁迅呢？这个问题的一方面的原因，鲁迅已经说过了：“萧红的才华在许广平之上！”不难想象，像鲁迅这样的大才子，一定有着丰富的灵魂，而要与丰富的灵魂共鸣，非一般的才华恰是基础。第二方面原因是，萧红比许广平等更多同时代的女子更懂得人性、苦难。

这样的萧红，她的灵魂与鲁迅的灵魂相碰撞，实在情理之中。

令许广平意外的是，萧红出现后，因病一直待在楼上写杂文、连饭菜都是许广平端上楼吃的鲁迅，竟然在某次萧红动手和许广平包了饺子以后，饶有兴致地下楼来品尝。吃时，他还连连夸赞厨艺欠佳的萧红“手艺不错”。一起吃饺子的时候，鲁迅还连连对萧红说：“你身子弱又消瘦，要多吃点！”而实际上，当时的许广平因为终日操劳的缘故甚至比萧红还要瘦弱，但鲁迅却并不曾说过一句类似的话。想来，对这个细节，许广平心里是有异样的。

如果这些权可当作鲁迅对晚辈的怜爱，那接下来的这个细节，可能就完全是另一种性质了。

有一次，萧红要出去赴一个约，许广平便帮她打扮。许关平找来各种颜色的绸带装饰她的头发，最后，两人选了不张扬且淡雅美丽的米色。为了顽皮取美，许广平挑出条桃红色的绸带放到萧红头发上，然后，两人笑着问鲁迅，好看不好看？没想到鲁迅竟然生气地大声斥责许广平说：不要那样装扮她！

原本，这只是最寻常不过的一次随口之问。问者甚至都并没有寻求意见的意向，而被问者鲁迅，却生气了！当时，空气突然地就凝固了，在那一刻，许广平只得窘迫地站着，萧红也瞬间安静了下来。鲁迅自知这话似乎有问题，便也不再说话。

1936年，二萧一度陷入情感危机，文坛哗然；同年，鲁迅先生的病越来越严重，这时期，萧红的病，精神的、身体的，也越来越严重……一番苦痛挣扎，萧红只身去了日本。她走了三个月，鲁迅先生就去世了。

让世人无法理解的是，在萧红去日本的这三个月里，曾经如此亲密的鲁迅和萧红，竟然没有通一封信。这个细节同样引起了萧红男友萧军的怀疑，他甚至猜测说：两人一定是有了某种秘密的约定吧。

今天，当时的真相已经不得而知了。但这一反常背后却再次印证了“两人关系非比寻常”的事实。

1941年，萧红病逝前，挣扎着写下的最后两个字，就是“鲁迅”。死前，她的遗嘱是：希望葬在鲁迅墓旁。然而，最终她的这一愿望，终究也没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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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作品节选

《生死场》（萧红将女性生孩子比喻为受刑）

房后的草堆上，温暖在那里蒸腾起了。全个农村跳跃著泛滥的阳光。小风开始荡漾田禾，夏天又来到人间，叶子上树了！假使树会开花，那么花也上树了！

房后草堆上，狗在那里生产。大狗四肢在颤动，全身抖擞著。经过一个长时间，小狗生出来。

暖和的季节，全村忙著生产。大猪带著成群的小猪喳喳的跑过，也有的母猪肚子那样大，走路时快要接触著地面，它多数的乳房有什么在充实起来。

那是黄昏时候，五姑姑的姐姐她不能再延迟，她到婆婆屋中去说： “找个老太太来吧！觉得不好。”

回到房中放下窗帘和幔帐。她开始不能坐稳，她把席子卷起来，就在草上爬行。收生婆来时，她乍望见这房中，她就把头扭著。她说：“我没见过，像你们这样大户人家，把孩子还要生养到草上。‘压柴，压柴，不能发财。’”

家中的婆婆把席下的柴草又都卷起来，土炕上扬起灰尘。光著身子的女人，和一条鱼似的，她爬在那里。

黄昏以后，屋中起著烛光。那女人是快生产了，她小声叫号了一阵，收生婆和一个邻居的老太婆架扶著她，让她坐起来，在炕上微微的移动。可是罪恶的孩子，总不能生产，闹著夜半过去，外面鸡叫的时候，女人忽然苦痛得脸色灰白，脸色转黄，全家人不能安定。为她开始预备葬衣，在恐怖的烛光里四下翻寻衣裳，全家为了死的黑影所骚动。

赤身的女人，她一点不能爬动，她不能为生死再挣扎最后的一刻。天渐亮了。恐怖仿佛是僵尸，直伸在家屋。

五姑姑知道姐姐的消息，来了，正在探询： “不喝一口水吗？她从什么时候起？”

一个男人撞进来，看形象是一个酒疯子。他的半面脸红而肿起，走到幔帐的地方，他吼叫：“快给我的靴子！”

女人没有应声，他用手撕扯幔帐，动著他厚肿的嘴唇：“装死吗？我看看你还装不装死！”

说著他拿起身边的长烟袋来投向那个死尸。母亲过来把他拖出去。每年是这样，一看见妻子生产他便反对。

日间苦痛减轻了些，使她清明了！她流著大汗坐在幔帐中，忽然那个红脸鬼，又撞进来，什么也不讲，只见他怕人的手中举起大水盆向著帐子抛来。最後人们拖他出去。

大肚子的女人，仍涨著肚皮，带著满身冷水无言的坐在那里。她几乎一动不敢动，她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著她的男人。

她有不能再坐住，她受著折磨，产婆给换下她著水的上衣。门响了她又慌张了，要有神经病似的。一点声音不许她哼叫，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她仇视著一切，窗台要被她踢翻。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所撕碎一般呀！

产婆用手推她的肚子： “你再刚强一点，站起来走走，孩子马上就会下来的，到了时候啦！”

走过一个时间，她的腿颤颤得可怜，患著病的马一般，倒了下来。产婆有些失神色，她说：“媳妇子怕要闹事，再去找一个老太太来吧！”

五姑姑回家去找妈妈。

这边孩子落产了，孩子当时就死去！用人拖著产妇站起来，立刻孩子掉在炕上，像投一块什么东西在炕上响著。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著血。

窗外，阳光洒满窗子，屋内妇人为了生产疲乏著。

田庄上绿色的世界里，人们洒著汗滴。

四月里，鸟雀们也孵雏了！常常看见黄嘴的小雀飞下来，在檐下跳跃著啄食。小猪的队伍逐渐肥起来，只有女人在乡村夏季更贫瘦，和耕种的马一般。

刑罚，眼看降临到金枝的身上，使她短的身材，配著那样大的肚子，十分不相称。金枝还不像个妇人，仍和一个小女孩一般。但是肚子膨胀起了！很快做妈妈了，妇人们的刑罚快擒著她。

并且她出嫁还不到四个月，就渐渐会诅咒丈夫，渐渐感到男人是严凉的人类！那正和别的村妇一样。

坐在河边沙滩上，金枝在洗衣服。红日斜照著河水，对岸林子的倒影，随逐著红波模糊下去！

成业在后边，站在远远的地方：“天黑了呀！你洗衣裳，懒老婆，白天你做什么来？”

天还不明，金枝就摸索著穿起衣裳。在厨房，这大肚子的小女人开始弄得厨房蒸著气。太阳出来，铲地的工人掮著锄头回来。堂屋挤满著黑黑的人头，吞饭、吞汤的声音，无纪律地在响。

中午又烧饭；晚间烧饭，金枝过于疲乏了！腿子痛得折断一般。天黑下来卧倒休息一刻。在她迷茫中坐起来，知道成业回来了！努力掀起在睡的眼睛，她问：“才回来？”

过了几分钟，她没有得到答话。只看男人解脱衣裳，她知道又要挨骂了！正相反，没有骂，金枝感到背后温热一些，男人努力低音向她说话： “…………”

金枝被男人朦胧著了！

立刻，那和灾难一般，跟著快乐而痛苦追来了。金枝不能烧饭。村中的产婆来了！她在炕角苦痛著脸色，她在那里受著刑罚，王婆来帮助她把孩子生下来。王婆摇著她多经验的头颅：“危险，昨夜你们必定是不安著的。年轻什么也不晓得，肚子大了，是不许那样的。容易丧掉性命！”

十几天后金枝又行动在院中了！小金枝在屋中哭唤她。

《呼兰河传》节选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

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地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

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

据说这花园，从前是一个果园。祖母喜欢吃果子就种了果园。祖母又喜欢养羊，羊就把果树给啃了。果树于是都死了。到我有记忆的时候，园子里就只有一棵樱桃树，一棵李子树，为因樱桃和李子都不大结果子，所以觉得他们是并不存在的。小的时候，只觉得园子里边就有一棵大榆树。

这榆树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来了风，这榆树先啸，来了雨，大榆树先就冒烟了。太阳一出来，大榆树的叶子就发光了，它们闪烁得和沙滩上的蚌壳一样了。

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带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地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东一脚的，西一脚的瞎闹。有的把菜种不单没被土盖上，反而把菜子踢飞了。

小白菜长得非常之快，没有几天就冒了芽了，一转眼就可以拔下来吃了。

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拿不动那锄头杆，祖父就把锄头杆拔下来，让我单拿着那个锄头的”头”来铲。其实哪里是铲，也不过爬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就是了。也认不得哪个是苗，哪个是草。往往把韭菜当做野草一起地割掉，把狗尾草当做谷穗留着。

等祖父发现我铲的那块满留着狗尾草的一片，他就问我：”这是什么？”

我说：”谷子。”

祖父大笑起来，笑得够了，把草摘下来问我：”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

我说：”是的。”

我看着祖父还在笑，我就说：”你不信，我到屋里拿来你看。”

我跑到屋里拿了鸟笼上的一头谷穗，远远地就抛给祖父了。说：”这不是一样的吗？”

祖父慢慢地把我叫过去，讲给我听，说谷子是有芒针的。

狗尾草则没有，只是毛嘟嘟的真像狗尾巴。

祖父虽然教我，我看了也并不细看，也不过马马虎虎承认下来就是了。一抬头看见了一个黄瓜长大了，跑过去摘下来，我又去吃黄瓜去了。

黄瓜也许没有吃完，又看见了一个大蜻蜓从旁飞过，于是丢了黄瓜又去追蜻蜓去了。蜻蜓飞得多么快，哪里会追得上。好在一开初也没有存心一定追上，所以站起来，跟了蜻蜓跑了几步就又去做别的去了。

采一个倭瓜花心，捉一个大绿豆青蚂蚱，把蚂蚱腿用线绑上，绑了一会，也许把蚂蚱腿就绑掉，线头上只拴了一只腿，而不见蚂蚱了。

玩腻了，又跑到祖父那里去乱闹一阵，祖父浇菜，我也抢过来浇，奇怪的就是并不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里一扬，大喊着：”下雨了，下雨了。”

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的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什么黑暗的地方飞出来。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

可是白云一来了的时候，那大团的白云，好像洒了花的白银似的，从祖父的头上经过，好像要压到了祖父的草帽那么低。

我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就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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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一说

对于萧红短暂的一生，人们很喜欢用“命运多舛”来形容，这的确是萧红坎坷曲折的命运真实写照。因为是女人，她就如自己对自己的解读一样，她一直在选择归宿，却没有找到，因为是女人，她没放弃苦苦的追寻。

然而，有时候不禁会想，如果她不是生来女儿身，又如何能对时事有如此敏锐的感知，又如何能发表这么多真挚情感的作品，让世人拜读？

怪只怪，生在那样一个颠沛流离的时代，再好的才华、再优秀的文笔，也只能以果腹为前提，更何况要推动一个时代的进步、女性的解放、需要太多方面的配合。

萧红显然是走在她所处的时代前端的，她能用朴实无华的笔触将自己短暂却又深刻的经历、一段段、一笔笔的都记录下来，留给后人传看，决不单纯因为她复杂的情感纠葛，更是因为她活着的时候，一直在参悟自己的人生，在写作中思考人生的哲学。

她的可爱、可贵之处，在于她身上有传统中国女性的隐忍、也有那个时代女性所不具备的反抗意识和求学求知的欲望。

萧红一生经历的感情，更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女人一生想要遇到了一个合适的男人，能对自己惺惺相惜，在任何一个背景下都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如果今天的你拥有了，更应该懂得珍惜。

女人一生追爱、没有错，但错在不能带眼识人。萧红如果能放下自己对才子、对文人志士、同一阶层的追逐、也许会找到一个真正懂得疼爱自己的人，但命运就是这样捉弄着这个弱小的女子，让她即使临终也没能如愿，没能过上自己想要的平平淡淡的生活。

女人的心都是一样的，最后的归宿，都趋于平淡。

就像奥黛丽赫本，最终没有和她的灵魂伴侣结婚，但最后那一段路，她走的从容平静，终于感受到真正的生活，真正的平静是什么样子。

而年仅31岁萧红，她的不幸离世，不能不说留下了太多太多遗憾。

然而即使这样无数遗憾的人生，是普通人几辈子所无法企及的，不是因为她拥有了很多的物质，而是这些人生体验、感悟、落实到文字的张力，她在精神上是富足和充沛丰盈的。

萧红曾说：“人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我不能决定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决定怎么爱，怎么活。”这也成了她人生的座右铭，尽管短暂，但这31年里，萧红做到了她所能做到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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